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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房产分割案件看婚姻制度的变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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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宁波市鄞州区法院审理了一起普通的离婚案件:原告曹某希望法院可以判决其与妻子刘某即该案被告离婚,并且请求法院判令房产归其所有。曹某称其与刘某于2007年结婚,并未生育子女,婚后经常发生口角,无法互相谅解。刘某同意离婚但不同意曹某关于房产的诉讼请求,因为刘某认为房产首付款是由她的父母出资的。实际上,如何处理房产是争议的核心,在庭审中二者就此问题展开辩论。妻子刘某称房屋的首付款由己方父母给付,因此应属于个人财产。原告曹某则认为房屋首付款是婚后以礼金的名义打到自己卡里以支付房款的,首付款应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支付。刘某称原告已经以书面保证的方式明确表示放弃房屋产权,曹某辩称字条形成于双方激烈的争吵情形下,之后双方并未离婚,所以字条并不具备法律效力。

这样的离婚案件是近年来宁波市基层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中常见的一类,即夫妻双方离婚涉及房产分割而诉至法院的案件,这些案件详细记录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以及法院判决的理由。宁波婚姻律师基于公开的宁波市基层法院2013年审理的夫妻关于房产争议的诉讼案件 (2013年是最高法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出台后离婚人数增长最快的一年),通过详细阅读73件诉讼档案,分析离婚房产分割中的家庭政治以及中国基层法院如何处理夫妻房产诉讼,希望以此可以展现社会变迁中的法律如何影响家庭关系。

当代中国“婚姻的私有化”

据宁波婚姻律师所知,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教授加里贝克尔(Gary S. Becker)对家庭的分析在西方学术界影响深远,他发展出一套用以分析家庭行为的理性选择方法(rational choice approach)。贝克尔在该研究中有三项基本假设,即极大化行为、稳定偏好、市场均衡,以此对家庭行为进行系统分析。他的突出贡献(亦是争议之处)是将原本主要用以研究物质行为(如家庭所得和支出形态)理性选择方法扩展至对家庭非物质行为(如结婚、离婚、生育、名誉)的分析上,基本思路是以成本一效益来分析家庭行为。贝克尔该著在西方学界产生诸多影响,对家庭行为的经济分析是他荣获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要项。

尽管贝克尔尽可能考虑到家庭的复杂性,具有一定的比较和历史视野,不仅注重分析西方社会的家庭,也注意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以及过去几个世纪中家庭结构的变化,但是,贯穿该项研究中的核心假设是家庭成员的行为选择是基于成本和收益的比较,为增加福利而进行。比如,他认为当家庭成员认识到离婚会增加其福利的时候,就会选择离婚。尽管他也注意到离婚现象的复杂性,考虑到夫妻双方的相处中的矛盾以及国家法律制度等,但宁波婚姻律师认为其“理性人”的基本假设不曾改变,他以“婚姻市场中不完全讯息”来解释夫妻婚后因为缺乏彼此了解的离婚,国家关于离婚的法律制度会影响家庭安排的效率等他对家庭行为的经济分析具有高度形式化的特征。

贝克尔关于家庭研究的社会现实基础,是西方社会的家庭结构自20世纪50-80年代经历了重要的转变,对西方社会的现实的认知影响了他对家庭行为分析。他举出了一些数据证明西方社会家庭结构的转变,比如“1950年代初期第一次结婚的美国妇女中,离婚者不到15%,到1980年代初期,大约有60%的第一次婚姻会以离婚收场……由于离婚率的增加以及妇女寿命的延长,美国的女性单亲家庭在1950年与1987年间增加了31%。”他认为西方社会的家庭结构逐渐趋于解体。

与西方社会相比,宁波婚姻律师认为当代中国婚姻亦正在经历明显的变迁,而个体的选择从来就无法脱离社会与时代。在离婚案中,诉讼当事人关于房产分割的争议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有密切关系——强调集体和道德的计划时代的意识形态,逐渐被关注个人利益和市场的“个人主义”侵蚀,新的法律制度逐渐确认对私人产权的保护,追求个人利益具有以往未有的合法性。阎云翔就指出,中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道德规范从原来强调为伟大目标而牺牲自我,转变为在具体物质层面专注追求个人幸福和自我实现。在他看来,中国社会中的道德主义日渐解体,“无公德个人”崛起,“个人主义”被理解为自我中心主义,夫妻关系取代了以前的父子关系成为家庭结构的中心轴,在家庭关系中个体又渐成中心,即现代社会的个体通过家庭的运作来寻求自己的利益和快乐,他将中国社会中“个人”的崛起称为“中国社会的个体化”(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以此分析,当代中国婚姻转型似乎可以概括为由“家庭主义”向“个人主义”的线性式转变。

类似的观点还可见于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戴慧思(Deborah Davis)对当代中国家庭产权制度的研究中,她将其称为“后社会主义婚姻”。在宁波婚姻律师看到的一篇新文章中,她指出逐步呈现私有化状态的中国婚姻与当代西方婚姻关系的“去机构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是类似的。她说道:“当代中国关于离婚与财产的政策以及民众对婚姻与两性关系的预期皆发生了诸多转变,离婚障碍设置已降至最低,婚前财产约定获得合法性,夫妻共同财产主张已弱化,婚前性关系以及婚外性关系行为亦很少被惩罚。”她认为婚姻关系“去机构化”实际上可以视为男性支配的父权制婚姻进一步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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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婚姻制度影响宗族社会的瓦解

以宁波婚姻律师个人之见,当代中国的婚姻出现了诸种新变化,比如婚姻趋于自愿订立的合同关系、婚姻共同财产保护以及两性关系严密监控的弱化等,造成的结果即是中国婚姻呈现高离婚率、高再婚率以及高结婚率,她将其称为中国“婚姻的私有化”(Privatization of Marriage)。戴慧思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产权制度的变化如何影响婚姻关系,她的观点是中国的产权制度逐渐呈现“私有化”趋势,而这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婚姻关系。

从整体上观察,当代中国的婚姻关系的确出现了变化,并且明显受到“市场主义”的影响。宁波婚姻律师举个业界熟悉的例子,备受争议的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法中涉及房产的解释,进一步强化对个人权利保护原则:“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可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由父母双方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该不动产可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额按份共有,当事人另有约定除外。”新的法律解释,进一步弱化了夫妻财产对家庭稳定性的保护。

这一司法解释出台后,根据民政部每年公布的《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我们可以看到,2011—2015年中国的离婚率逐年增长,而且中国的离婚人数已经达到相当规模。比如2011年共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有287.4万对,粗离婚率为2.13%,民政部门登记离婚220.7万对,法院办理离婚66.7万对;到2015年,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共有384.1万对,民政部门登记离婚314.9万对,法院办理离婚69.3万对,离婚率为2.8%这里列举这些数据,目的是说明:仅在4年之中,中国办理的离婚就增长了33.6%;多数离婚属于协议离婚,法院处理的离婚案件只占其中的较少比例,登记离婚增长了9.6%。换言之,离婚在中国越来越容易,法律越来越“尊重”民众的“离婚意愿”。

当代中国的婚姻现实与重视“家”的传统观念是相悖的。宁波婚姻律师非常尊敬的日本法学家滋贺秀三认为,尽管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不存在婚姻的成立要受到公共权威如宗教教会或世俗国家的见证”,但是“中国关于婚姻的认识受到‘六礼’基本观念的影响并充分固定在习俗中。”他还进一步指出:经过订婚与成婚之礼后便确定且完成夫妻名分即“夫妇一体”的观念,若无适当理由,离婚显然是困难的,离婚与传统中国人关于婚姻的观念并不相符,受到习俗的制约。如今,我们可以提出疑问,当代中国人的传统家庭观念是否已经解体?以下将视角转至具体法律实践,详细考察法律实践中的夫妻房产分割。我们亦由此可以看到,社会变迁中的法律如何影响民众关于家庭的观念和实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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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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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你好,我今天明明把我的身份证和钱卡都放一起的钱没有少就是身份证没有了,我问我老公我老公说不知道我们在闹离婚

    小茂4个月前 (08-26)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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