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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离婚时房产分割争议最常见的类型


全文字数:7024字,阅读需时:9分21秒

如之前宁波离婚律师所述,当代中国的离婚案件主要由民政部门处理,多数离婚案件属于夫妻双方协议离婚。协议离婚的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房产等财产的处理和分割以及子女的抚养等事项,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约束力,除非证明《离婚协议书》的签订存在胁迫等,法院通常会认为离婚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

相反,若诉至法院,法院一般会进行调解,调解无法结案的话,进入审判程序,与登记离婚相比,显然费时费力。在基层法院的实际运作中,法院要处理的民事案件较多,简易程序案件时常转为普通程序案件甚至延长;涉及房产分割的,还要对房产价值进行评估。既然如此,那么,宁波离婚律师之前所讨论的案件——关于房产的分割,一般会出现怎样的分歧而诉至法院呢?

婚姻存续期间的房屋产权归属争议

鉴于法律实践中夫妻房产诉讼案件日益增多,2011年《最髙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法院关于夫妻房产分割的处理依据,也是回应对离婚诉讼案件影响的社会现实。

但是,以宁波离婚律师的经验,法律实践却非常复杂,问题的复杂性与家庭财产的特殊性有重要关系。夫妻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财产,很难具体区分何者是个人财产、何者是共同财产。正如俄国农业经济学家恰亚诺夫(Chayanov)的分析,作为经济活动单位的家庭组织既是生产单位也是消费单位,其经济行为逻辑与追求经济利润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在以下案件中,夫妻感情破裂后,双方关于财产的分割又需要具体区别个人财产和夫妻共同财产,家庭亲密关系已经转变为对抗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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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女,1980年生)起诉至法院要求与其丈夫冯某(男,1979年)离婚并且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房产以外的其余财产)。冯某亦同意离婚并依法分割财产,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如何分割房产。被告冯某称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要求依法予以分割。但是原告李某称该房屋系由其父母出资以其名义购买的房屋,系其父母的财产,并非原、被告夫妻共同财产,不应予以分割。法院认为原告提交的商品预售合同、汇款凭据发票等证据可以认定该房屋系由原告父母出资购买,故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判决不予分割。冯某不服基层法院的判决,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法院同样认为冯某以该房屋的出资包含夫妻共同存款为由主张诉争房屋属夫妻婚后共同财产的诉求缺乏证据佐证,因而不予支持。

冯某再次不服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又向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后仍然遭到了法院的驳回。冯某说自结婚四年以来,他从来不过问家里的存款,通过本案诉讼,才发现李某将自己的每月工资及申请人给她的现金全部转移给了她父母,家里的全部开销均一直由他负责,所以他认为购房首付款无疑是双方婚后的共同存款。宁波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房屋买卖合同系由李某与开发公司所签订,由李某的父母出资购买,冯某称以夫妻共同存款出资购买该房屋,缺乏证据佐证。

在该案中,法院认为购房款是来自李某的父母,属于李某的父母对子女单方面的赠与。冯某所依据则是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推测,认为购房款中必定包含夫妻共同款,他无法提供具体证据证明,因此法院会驳回他的诉求,法律与诉讼当事人日常生活中观念并不一致。

宁波离婚律师通过与另外的案例进行比较,可以看到何为法院认定诉争房屋属于共同财产的关键。原告张某(女,1968)与薛某(男,1967年)于1990年2月28日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子,后因双方感情破裂,于2011年8月12日经法院调解离婚。离婚后,张某认为房屋属于与薛某婚内共有财产,因此起诉至法院要求依法判决房屋为其与薛某共同所有;被告薛某并不同意对该房屋进行分割,他认为该房屋属于其个人财产。在他看来,诉争房产是其父母原有的平房拆迁后用拆迁补偿款购买,原有平房是其父母所有,与张某无关。

法院认为争议的核心是诉争房屋是个人财产还是共同财产。法院查明购房款主要来自拆迁款,尽管所拆迁的房屋是薛某的父母在其婚前所建,但是,薛某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人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的协议中,常住人口包括薛某、张某及其子一家三口,故基于拆迁取得的拆迁款中应有薛某与张某的财产份额。因此,法院判决该房屋为薛某与张某共同所有。

实际上,宁波离婚律师认为张某诉求的理由与法院的判决理由存在着微妙的差别。张某向法院诉求房产分割的原因主要在于她认为该房产购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而且自己的现实生活又非常困难,丈夫每月只给1000元抚养费,她主要是基于家庭正义观念而向法院诉求房产分割。法院首先考虑的则是购房款的来源,法院认为购房款来自房屋拆迁,拆迁款中包含张某的份额。尽管张某达到其诉求,但是二者考虑的出发点并不一致。

宁波离婚律师提醒各位读者,法律实践中,法院尽管会综合考虑是否以家庭为单位申请(购买)、房屋产权登记情况、是否在婚姻存续期内等,但是,确定归属(或是否分割)的关键,实际上是购房款的来源和构成,如果可以证明购房款来自夫妻双方,一般会确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更多的情形是房款由夫妻一方出资并且登记在个人名下,但是房贷由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偿还,法院出于实际居住情形和照顾女方与抚养子女的考虑,会以“折价款”的方式来处理争议。即房屋判决归一方所有,但需要给付另一方“折价款”。“折价款”需要考虑到具体情形和市场价格,法院在“折价款”的确定上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裁量。

原告张某(女,1977年生)诉被告吴某(男,1973年生)要求分割房产被告吴某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因为涉案房屋是由被告父母出资为被告购买,房屋登记在被告一人名下,该房屋是被告个人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法院认为该案争议的焦点系被告吴某父亲的出资行为是借贷还是对吴的个人赠与。在法院看来,原告虽主张为借贷,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被告父亲出庭表示否认,因此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并且,法院根据情理认为:实际生活中,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房屋,一般不会考虑子女婚姻解体的情况,按照习惯也不会与子女签署书面协议,如将诉争房屋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违背了父母为子女购房的初衷和意愿,同时也侵害了出资父母的利益。法院主张吴某父亲的出资为对被告吴的赠与。

可以看到,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离婚牵涉的不仅是夫妻双方,也牵涉到双方的父母,尽管后者并非是离婚法律关系的主体,但在法律实践中亦需要顾及。考虑到目前中国的房价现状以及年轻一代的普遍支付能力,正如宁波离婚律师举例的这些诉讼案件所显示的,判定为婚前个人财产的房屋首付款多由一方的父母给付,从表面上看司法解释(三)对此方面的规定显示的出的是“个人主义”逻辑,但是其仍然延续了“家庭主义”考量:法律对房产的判决考虑到子女与父母的关系,父母为子女出资购买的房屋即使在子女离婚时仍然归于子女个人,这也是保护那些出资购买房屋的当事人一方父母的权利。因此,即使是表面看起来颇具“个人主义”的法律规定,其实践后果也有可能是与母家庭之间的更为紧密的关系,甚或重新走回“祖荫”。

需要宁波离婚律师强调的是,离婚房产分割中的家庭政治与法律关于个人财产权利的保护有重要的关系。当代中国法律确认个人婚前财产的合法性,增强了民众关于个人财产权利的法律意识,诉讼双方无法就房产分割达成一致意见,进入法庭后同样皆希望获得有利于自己的判决。可以看到,法律实践中的多数诉讼是一方认为房产属于个人财产,而另一方则认为房产属于夫妻共有,诉讼双方产生如此争议,显然与法律关于家庭财产的规定有关:一方面法律保护个人婚前财产,另一方面,法律也规定夫妻共同财产应该分割。而我们依据一般情理即可意识到,家庭中的财产实际难以区分具体个人财产和共有财产,伴随着个人财产权利意识的增强,二者即会产生复杂的纠葛。

离婚过错方与房产分割的争议

尽管宁波离婚律师认为婚姻法司法解释显示的趋势是进一步受到“市场主义”的影响,并且确认个人财产的合法性,但是也应看到,《婚姻法》本身重视对婚姻和家庭的保护。比如要求夫妻之间应该遵守婚姻道德,应当互相尊重,共同维护家庭的稳定;法律支持无过错方的赔偿损害及过错方在财产分割时少分的诉讼请求,法律对婚姻存在着道德化的理解,违背婚姻道德的一方应承担责任后果。

以宁波离婚律师的主观感受,近年来在离婚案件的取证调查上,因为法院逐渐改变以往的“职权主义”,这对离婚财产分割也造成了影响。法律“职权主义”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法官进行实地调查、以法官的身份施压、道德和意识形态的劝诫、物质激励和压力、依靠社区和家庭的力量等当代离婚过错举证责任由“职权主义”改为“当事人主义”,一方面与当代中国“法治”话语具有一致性,即要求限制公权力,保护当事人的私权利;另一方面,也是基层法院为应对民事案件日益增多的现实的需要。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佐证,没有相关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这对离婚财产分割案件产生的影响,实质上是如何处理家庭正义与法律程序的关系。

王某1(女,1984年生)要求与其丈夫王某2(男,1984)离婚,因为她认为后者婚内出轨。王某2并不认为自己是婚姻破裂的过错方。在法庭上,王某1则提供了王某2出轨的照片、录音等证据,尽管后者否认这些证据的证明力,但是并未反证推翻。因此,法院认为王某2“未尽到作为丈夫和父亲的担当,违背夫妻忠实义务、背弃家庭应负责任,对于夫妻感情破裂及婚姻关系解除,存在明显且重大的过错,其行为应予谴责。”最后,法院主张应该“以保护女方和子女权益为出发点,考量上述情节对子女抚养及财产分割酌情判处。”

在宁波离婚律师代理的另外一个案例中,原告许某(女,1947年生)则以家庭暴力的理由起诉至法院,要求与被告刘某(男,1940年生)离婚,并且判决房屋皆归其所有,就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许某称自己与被告均系再婚,婚后无子女。她认为由于婚前缺乏了解,草率结婚,婚后未建立起夫妻感情,双方争吵不断,被告整天不务正业,对自己非打即骂;相反,被告刘某否认自己是过错方,他不承认自己曾打过原告。

法院认为夫妻已经感情破裂,判决离婚,关于房产分割,尽管原告虽然提交了残疾证、医疗手册等证据,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所述伤情系被告殴打所致,被告亦对殴打原告一事予以否认,因此法院对原告所述事实无法确认。至于诉争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应该依法进行分割。

对许某是否遭受到家庭暴力的真相不得而知,因为法律所关注的是许某能否在法庭中提供证明遭受到对方的家庭暴力,以及被告能否提供反证。离婚过错责任的调查举证的“当事人主义”对离婚财产分割的主要影响,则是将原本注重实质正义的“过错”与离婚财产分割相联系的财产分割制度,在实践中变为只重视程序而已。实际上,因为当事人举证困难,这一制度在法律实践并未得到诸多实效。在这些案件中,很多原告都以被告在婚姻中的“过错”作为要求多分割财产的诉讼理由,但是,因为在法庭中无法提供证明对方过错的有效证据,法官在财产分割时对此基本不予考虑。可以看到,法律规定尽管有助于尊重当事人个人权利,但是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容易忽略了家庭实质正义,那些婚姻中的无过错方并没有在财产分割中获得照顾和补偿。

尽管如此,与西方“无过错离婚”制度相比,当代中国离婚法律实践在财产分割时仍然会考虑“过错”,如果可以证明一方存在过错,那么,法院判决时支持无过错方要求赔偿或者多分财产的法律诉求。

同样,诉讼双方产生如此争议与法律规定亦有重要关系。法律在房产分割时,一方面会考虑照顾无过错方,无过错方可以要求获得补偿;另一方面,在过错责任方面,法院又采取的是当事人主义,离婚过错责任的举证义务由当事人承担。可以看到在法律实践中,诉讼当事人的一方认为自己是无过错方,因此希望能够获得有利于自己的判决,但是另外一方并不认为自己是过错方,诉讼当事人的房产分割诉讼争议实际上显示的是离婚过错与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义之间的复杂纠葛

离婚协议关于房产分割约定的争议

法院对离婚案件的处理更容易趋向于当事人双方以协议方式处理。这不仅是为尊重当事人的权利和意愿,也是因为对抗式的法律判决容易违背一方的诉求而导致上诉。一般而言,上诉率又是基层法院考核的重要指标。诉讼当事人以协议方式解决财产分割,也有利于减轻基层法院的案件处理压力。当然,法院的此种做法亦有法律依据,即法律尊重当事人双方的财产约定。

在法律实践中,法院对当事人双方财产分割约定的效力的认定,除了看其是否违背法律所规定的形式要件,当事人双方的财产分割约定首先在形式上不能违背法律规定,另外就是注重约定是否为夫妻合意的体现以及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约定不能违背实质要件。如果二者皆符合的话,当事人签订的财产分割约定即对双方皆具有约束力。

比如,在前述许某与刘某的离婚案件中,尽管夫妻双方曾签订了财产分割约定,但是法院认为该协议是以保持婚姻关系为目的的,而现在原告上诉要求离婚,因此这一离婚财产的约定就不能再被视为夫妻合意的体现了,法院对原告许某的诉求不予支持。

再如,张某诉称离婚协议并非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要求重新分割夫妻财产。张某诉称自己与王某于1991年8月28日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二子,感情一直很好。在她看来,2012年王某为了移民美国,要求假离婚,孩子和主要财产均归王某所有。但后来王某将其赶出家门,张某认为双方当时签订的离婚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则对此否认,他认为张某的离婚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他说办理移民是为了两个孩子能够受到更好的教育,张某对此是赞成的。

在该法院看来,该案争议焦点在于王某与张某于行政部门备案签署的离婚协议书对双方是否具备法律约束力。法院结合双方诉辩意见及在案证据,认为双方的真实意图并不在于就婚姻关系解除后分割共同财产,张对于对离婚协议中有关共同财产分割的约定,并非其意思自治的表现,由此产生的效果亦非其真实意愿。

实务中应当首要考虑财产分割协议

在法律实践中,具有效力的财产分割约定,除不能违反法律所规定的形式要件外,该协定必须为当事人双方共同意志的体现,法院在这方面也要考虑实质要件。协定是关于离婚财产的约定,而不是以其他目的而签订的协定,协定的内容体现的是当事人的真实意志,不能存在隐瞒和欺骗等。符合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的财产分割约定具有约束力,双方皆不应违背,违背财产分割约定的法律诉求不会获得法院的支持。

又例如宁波离婚律师的另一个案子,原告陈某(男,1966年生)离婚后要求重新分割房产。双方于2005年1月17日登记结婚,婚后购买了某房屋,双方于2010年8月26日经法院调解离婚,但夫妻共同财产另案解决,陈某现要求依法分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一套共有房产。被告张某(女,1978年生)称离婚后,双方曾经签订过一份《离婚后财产分割协议》,约定诉争房屋在离婚后归其所有,故她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离婚协议对双方皆具有约束力,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离婚协议中,陈已经明确表示诉争房屋归张某所有且房屋由张某实际支配,法院主张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

法律实践中,除了那些请求法院判决离婚并分割财产的,还有就是在离婚之后要求重新分割财产的。这一部分情形比较复杂,考虑到房价持续上涨,一部分当事人认为之前签订的离婚协议并不公正,因此希望重新分割财产;或者当事人一方在签订离婚协议时,以尽快结束婚姻为目的,对财产分割未能仔细考虑,后又反悔;另外一部分则是在离婚之后,发现还有尚未分割的财产,如果确实可以提供证据证明还有尚未分割的财产,法院会支持原告的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请求。

但是,考虑到房产属于不动产的属性,而且价值大,依据一般情理推测,隐藏或者转移要比其它财产更加困难,可能性较小。这里宁波离婚律师推测,更多的情形是受市场的影响房价不断上涨,当事人一方认为离婚协定关于房产分割的约定并不公正。对于此种情况,除非能够证明还有房产尚未分割,否则,法院一般并不支持原告要求重新分割房产的诉讼请求。

法院着重考虑的是离婚协议和财产约定是不是夫妻合意的体现以及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换言之,当事人双方是基于自由意志并以离婚财产分割本身为目的,且不违背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的离婚财产约定,是具有效力的约定。一方违背约定的重新分割财产要求无法获得法院支持。除了法律自身的规定外,法院的此种选择一方面是尊重当事人双方意愿,另一方面是应对基层法院需处理大量民事案件的现实压力以及应对上诉率考核。

同样宁波离婚律师需要指出的是,诉讼当事人双方就此产生争议仍然与法律有关。法律一方面尊重诉讼双方合意,希望当事人双方能够就离婚财产分割达成一致意见,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具有约束力;另一方面,法律尊重的是双方的合意而不是一方的意志。因此,在法律实践中,诉讼一方会宣称离婚协议并非是双方合意。因为协议并非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或者签订该协议时并不以离婚房产分割为目的,诉讼争议体现出法律尊重双方的合意与法律保护个体自由意志的复杂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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