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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房产纠纷中的财产权利与家庭冲突


全文字数:6606字,阅读需时:8分47秒

离婚诉讼中的当事人权利与家庭行为观念

在宁波离婚律师过去代理的诉讼案件中,可以看到当事人双方几乎是以政治逻辑来处理房产分割,即以个人利益争夺和支配对方的方式处理纠纷。双方的症结在于,总是希望对方依照自己的意愿,而不是互相理解与妥协,双方在诸多问题上互不相让,直到诉诸法庭,仍然难以达到彼此妥协。

纵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尽管争议的双方在诸多问题上针锋相对,但是他们彼此仍然分享着一些共同的前提,这些共同的前提一方面会受到法律观念本身的影响,也带有自身的经验印迹,这些前提是他们对“家庭中什么是应当的”认识具有一致性。这种关于“什么是家庭行为的意义”的一致性观念,宁波婚姻律师理解为家庭正义观念。

关于家庭正义,吴飞在关于华北地区自杀案件的人类学分析中,提出对家庭正义的理解应该分成两个层面,宁波婚姻律师对此基本赞同。他认为“家庭正义首先是一种形式上的正义,这是一种家庭制度框架,家庭中要有一定的权力结构和各自的义务”,这种形式正义例如“父母应该爱护子女,子女应该孝敬父母”;此外,家庭中的正义“是在形式正义的基础上公平交往,即把形式正义中相互尊重、彼此平等的原则贯彻到日常交往之中”,例如“父当严,母当慈,子女当孝,兄弟当悌,夫妻当爱”。吴也颇具启发地指出家庭中的纠纷“常常并不在于一般的正义或公平原则受到了挑战,而是指所依赖和预期的某种相互关系没有达到”®。因此,家庭正义与亲密和尊重密不可分,家庭正义不同于家庭相处的事实,它是对事实意义的认定,从这一角度而言,家庭正义(justice)亦是家庭规范(norm)。

因此,若从这一角度来观察这些案件,就可以看到,尽管当事人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但是他们所争论的只是“法律事实”是什么,例如他们争论房产到底是个人财产还是共同财产,他们并不质疑家庭正义本身,即他们并不会否认“夫妻共同财产应该平均分割”。这些观念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点:

夫妻共同财产应当平均分割

诉讼当事人的争议集中于房屋究竟是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他们就这一问题进行质辩,并且在法庭上提供证据以支持其法律诉求。但是,双方并不否认“夫妻共同财产应当均分”。

夫妻财产分割约定应当遵守

在这些诉讼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与离婚协定有关的争议。但是,诉讼双方并非否定“夫妻共同约定应当遵守”,否定的只是并非基于自由意志的协定和并非夫妻合意的约定。

家庭关系应当维系

这些案件无疑都是家庭关系和夫妻感情破裂的案件,诸多当事人的诉求亦是希望法院可以判决离婚,这些案件几乎都是以判决离婚为结局。但是,无论诉讼当事人如何证明对方没有尽到家庭责任,对方如何没有达到自己的期许,感情如何破裂,诉讼双方都并不否定“家庭关系应当维系”本身,只是认为感情已经到了无法维系的地步。比如,法庭上离婚过错方并不否认夫妻应当互相忠诚,家庭关系应当维系,而只是否认自己是过错方。

财产分割应当考虑到弱势一方和子女抚养

在法庭上,诉讼当事人为了获得有利于自己法律诉求的判决结果,多会强调自己在婚姻关系中如何居于弱势地位,以及会宣称自己是出于抚养子女的目的,希望法院可以顾及具体情形。无论诉讼当事人如何强调自己在家庭中所处的不公正和弱势地位,他们共同拥有的一个观念是“财产分割应当考虑到弱势一方和子女抚养”,只不过他们都认为自己居于弱势地位,自己是为了子女抚养考虑。

即使是在房产分割诉讼这样一种对抗性行为中,仍然可以看到当事人双方在家庭正义方面具有一致性。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些只是诉讼双方为了符合(迎合)法律的目的而已。但是,这些具有共通性的家庭正义观念进入法庭中,就已经被视为双方同意并具有约束力。而且,诉讼当事人若完全没有共同的观念,那么法庭辩论亦无从谈起。因此,诉讼当事人双方并非否定家庭正义本身,问题的关键是,他们都只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而要求对方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置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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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判决中的“折价款”与家庭政治

诉讼当事人的法律诉求若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律则会支持,相反则会驳回。如果依据证据可以确定为个人财产,法院一般会明确判决房产归一方所有;即使判决房产属于夫妻共同所有,法院主要考虑的也不是当事人如何就分割方式达成一致意见,而是明确房产归一方所有,且要求其在给定期限内给付诉讼另一方折价款,且数额明确。

在法律实践中,法院在处理离婚案件时仍然广泛采用调解。多数离婚诉讼案件并非夫妻一方存在过错的,而是双方在相处过程中出现矛盾,依据一般情理推测,夫妻双方的家庭矛盾很难具体区分是非对错,因此,法院在对离婚案件的处理中仍然广泛采用调解,希望诉讼当事人能够和好。调解的逻辑并非对抗式的必分对错,而是彼此的退让和妥协。另外,法院也并非轻易判决离婚,一般而言,一方要求离婚的,法院第一次会判决不准离婚。

这与西方法律仍有不同。尽管西方对离婚案件的处理也会使用调解,但其程度和规模并不能与中国相比,而且也并非法院调解。美国家庭法领域资深学者桑福德•卡茨(Sanford N. Katz)指出,在西方一些复杂的离婚案件,比如涉及孩子抚养权争议以及复杂财产处理的案件中,因登记注册离婚和简易程序皆不适合,此种情形宜采取调解。他进一步解释其运作程序,“调解程序是通过假定中立的第三人作为调解人,在一种相对非正式的氛围之下进行,以使正式的协议生效,在调解中法律程序和法律证据皆被放在一边,律师可以作为调解人,但在调解时其并不是以律师身份进行调解,非律师经过训练也可以作为调解人。”在他看来:“尽管调解已经作为解决劳工领域纠纷的重要方式,然而被大规模用于离婚案件还是新近事情。”并且,“离婚调解的观念也并非完全被公众接受,许多想要离婚的夫妇首先还是会去找律师,律师初始反应也是主要依赖传统的起诉离婚方式。”调解作为纠纷解决的方式,仍然会遭到一些律师的批评,他们会认为“这完全是外行的侵扰,一个非律师者怎么能知道涉及夫妻财产问题的复杂法律。”可以看到,对离婚诉讼处理的不同方式,亦反映出两种法律追求的正义的差异,西方尽管也会注意到离婚案件本身的特殊性,但更为注重的是程序正义。

关于夫妻共同房产的分割方式,法律判决中一般是以折价款的方式进行分割。这与房屋本身属于实物不动产的属性有关,无法进行实物分割。正如在李某(男,1955年生)与纪某(女,1953年生)离婚案中原告所说的那样,实物分割会造成双方矛盾,应采取给付折价款的方式来进行分割。以折价款的方式进行分割,首先与房屋本身的物理属性有关;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法院在折价款具体数额确定上具有自由裁量,可以促使双方解决争议。

对于折价款具体数额,法院一般综合房屋所有权人的登记情况、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登记情况、房屋实际使用情况及评估结果,最终确定。在法律实践中,确定折价款的数额最主要依据的是双方的出资比例。比如谢某(男,1959年生)诉被告秦某(女,1964年生)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法院最后确定了在夫妻共同财产中,原告谢某的财产份额约占总财产的66.25%;被告秦某的财产份额约占总财产的33.75%。现该套楼房的房屋价款剩余240万元,双方当事人各自享有的份额,法院认为应按上述比例计算,法院判该房归原告所有,并要求原告给付被告折价款81万元。®而将房屋判决归谁所有,法院要考虑到房屋登记以及具体使用情况;房屋判决归谁所有,就由房屋所有者向另一方给付折价款。

尽管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形确定折价款数额,这种处理办法在实践中的确有助于促成诉讼双方形成合意,以此解决纠纷,但是,诉讼双方同样也会就折价款产生争议。这是由于房价持续上涨,当事人一方会认为折价款无法满足其住房需要,不同意以折价款的方式处理房产分割;房屋产权归谁所有,会和居住权密切相关,诉讼双方都希望判决房屋归自己所有,给对方折价款。

法庭中的“折价款”,基本上是将婚姻关系视为一种合同关系。双方订立合同(婚姻关系)自由,如今结束合同关系(离婚)也是自由的;合同是基于双方合意,合同解除也是双方合意。因此,法院对折价款的确定首先希望诉讼双方能够就具体数额达成一致意见,如果存在争议,法院即主要依据双方出资比例进行分割。然而,婚姻和家庭关系终究不是合同,合同关系所处理的主要是陌生人社会关系,而婚姻和家庭关系却非如此,其牵涉到亲密关系,即使夫妻双方感情破裂,一般也需要面对子女抚养等问题。法律在判决时仍然会顾及家庭情感本身的问题,尤其是在涉及子女抚养等问题时。

比如,在前述张某与王某离婚案庭审中,双方还就孩子的抚养权争执不下,双方都主张孩子应归自己抚养,但都要求对方每月支付2000元抚养费。法院在最后判决中的一段“特殊说明”尤其耐人寻味。在法院看来,孩子不是房产,不是夫妻离婚的筹码,孩子的抚养费更不同于房子的“折价款”。法院判决写到:“在此,本院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本案的原、被告对离婚及子女抚养的态度本院不甚赞同。离婚系父母双方的事,孩子本身是无辜的,不应承受任何离婚带来的负面影响,任何一方都不应将孩子作为离婚的筹码。同时,孩子又是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思想和意愿,无论由谁抚养,抚养方都应该尊重孩子的想法,给予孩子最大的温暖和爱。本院一直相信,不管双方父母感情如何,父母对于孩子的感情都是不容置疑的,无论之前双方发生过多少不愉快,原、被告都不应当怀疑、否定对方对亲骨肉的情感和真心,更不应阻止、妨碍对方与孩子的相处,而应摒弃成见、互相配合、互相信任,为孩子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使孩子能在最大程度上享受父母双全的爱,让其健康、快乐地成长。”

法律对弱者的保护与家庭政治

法律强调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妇女的地位和独立性,但也有可能造成一部分弱势妇女群体境遇进一步恶化。桑福德•卡茨认为西方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关于婚姻的法律规定发生了重要改变,妇女在法律上获得比以往更多的独立性和认同,尽管完全的平等并未实现。法律趋于将婚姻理解为经济上的伙伴关系,改变了之前婚姻完全由国家协调和丈夫支配的状态。”忽略实质正义同样会造成诸多问题,正如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M. Friedman)所认为的那样,“无过错离婚”并非意味着性别平等。他说道:“事实上预期这些法令带来性别平等是愚蠢的。通常来讲,女性离婚后的情况都会恶化:她们要照顾孩子;女性比男性收人更低;以及两个家庭比一个家庭的开销更大。”

在本文研究的这些诉讼案件中,法院之所以做出稍微有利于妇女的判决,是这些妇女的确在生活实际中居于弱势,将“照顾女方”与“照顾弱势”相联系,本身即说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妇女实际生活亦存在诸多现实困境。

原告曹某(女,1973年生)请求法院判决房屋归其所有,在她看来,除了现在居住的房屋她将无处可住,但该房屋已经在2012年判给被告韩某(男,1974年生),因此请求法院按照“有利于生活,照顾妇女和弱势的原则”,能够将房屋判决给她。被告则称该房的首付款39万元是其母亲所给付,诉争房屋应属被告的个人财产。法院首先考虑到原告曹某名下无房,而被告韩某的名下已有一处楼房,且韩某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平房,产权归属上仍存在争议,根据婚姻法中“关于分割财产中照顾女方利益的原则”,法院判决房屋归原告曹某所有。

在这些案件中,许多是结婚几年内离婚的,若有子女的,判决时就要顾及子女抚养。考虑到当代中国妇女的实际就业机会,妇女抚养子女会面临比男性更大的压力,这时法院就会做出稍利于妇女的判决。

比如,原告高某(男,1979年生)要求分割与被告王某(女,1978年生)的共同房产,但是被告并不同意。在她看来,尽管房子是婚内的共同财产,但是她作为母亲,需要为孩子考虑。她向法院说到自己的现实处境:“我带着孩子一直靠这个房子的房租养活着,不足的时候我父母还帮忙养。房子若是没有了我的经济来源就断了。我没有工作,以后孩子结婚也需要房子,我和孩子都没有生活来源。”该法院认为,因被告王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家庭和子女抚养付出较大,故本着照顾女方和子女权益的原则,本院酌情确定被告王某享有诉争房屋60%的所有权。同时也应看到,法律判决应该考虑到弱势方,原本有利于实现实质正义的这一规定,使得在诸多案件中,诉讼双方为获得有利于自己的判决,在法庭中争相诉说自己的“弱势”。

原告张某(男,1979年生)要求与被告王某(女,1980年生)离婚案中,双方都向法院诉说自己在家庭中受到不公正待遇和处于弱势地位。张某说自己在家中甚至还遭到妻子王某的殴打,婚生儿子也不让自己的父母看望,自己在家中经常遭受不公正的待遇。而王某则说张某有暴力倾向,自己在家庭中处于弱势地位。诉讼当事人都争相向法院诉说自己如何在家庭中居于弱势地位,对方如何强势,以此希望法院判决房产归其所有。

在这些诉讼案件中,并没有证据显示法院会因性别而照顾女方,但是会考虑照顾弱势。法律实践中,妇女会以法律的规定“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请求法院做出有利于其诉求的判决,法律判决首要考虑的是法律和事实依据;法律做出有利于女方的判决,比如财产分割中所占比例稍大,考虑的则是其生活的现实困境和抚养子女的需要。更多的情况是,离婚举证责任转移到当事人后,诉讼双方都以此作为理由希望得到有利于自己的判决,都会诉说自己的困境和弱势地位,如果双方无法提供实质证据,法院基本对此并不考虑,原本注重实质正义的规定,实际具有的效果有限。不过,纵然如此,法院在房产判决时仍然会考虑照顾弱势方等实质正义方面的内容。

中国当代的财产权利与家庭政治

在法律实践中,判决的关键是如何确认“法律事实”,法律适用也要以事实确认为前提,但法律规定本身即充满拉锯。比如,我们可以看到“个人主义”逻辑在诸多方面的体现:法律尊重当事人的离婚意愿;法律保护个人婚前财产;离婚过错举证责任由当事人承担。中国离婚法实践中体现着“私法自治”和“合同订立(解除)自由”。

但家庭关系并非是合同关系,家庭关系的基本特征是亲密关系而非竞争关系。法院需要顾及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和子女抚养以及老人赡养等,房产也不同于一般财产,它是“家庭生活必须拥有的居住空间,体现了人类最低限的生存权”。“家庭主义”逻辑仍然延续:考虑房屋是否以家庭为单位申请,是否在婚姻存续期内购买以及共同还贷;考虑妇女的生活状况以及照顾子女等,在判决时会考虑照顾无过错方和弱势方;在处理离婚案件时,法院会首先进行调解,法庭审判中也并非排斥调解,强调的是彼此妥协和理解,法律同时顾及家庭本身的特殊性。此外,尽管当事人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但是他们所争论的是“法律事实”而非家庭正义观念本身,家庭正义观念仍然具有延续性。离婚房产分割中家庭政治显示的实质上是法律与社会中“个人主义”与“家庭主义”的纠葛,

二者纠葛的结果即是诉讼双方关于房产分割争议集中于婚姻存续期间房屋产权归属、离婚协议关于房产分割约定效力、离婚过错责任与房产分割上。诉讼双方争议不休的症结在于彼此互不相让,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房产,因此这里将其称为“家庭政治”。其逻辑是以利益争夺为目的,以支配对方为方式,离婚双方都认为对方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结果是双方难以达到妥协和理解。

目前法律实践基本事实以及中国的社会现实是,中国的离婚人数继续增加,同时法律与社会现实的变化亦在重构中国的家庭伦理。夫妻关系逐渐取代父子关系成为家庭关系中的主轴,但是夫妻关系会因财产关系的变化而愈加不稳定;考虑到年轻一代的普遍支付能力,其购房款主要来自父母,因此,婚姻中的双方与各自的母家庭之间关系愈加紧密,换言之,在由“家一个人”的转变的过程中,又正在重回“祖荫”;父母的阶层影响子女的婚姻,社会的“再阶层化”更进一步扩展。中国的家庭关系正因财产权利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在改变的过程中,也正在重新构筑一套新的家庭伦理。

中国的法律和社会现实不同于西方既有理论的描述,法律保护个人私有财产,确认了个人婚前财产的合法性,法律尊重夫妻双方的离婚及财产分割意愿,举证责任亦由当事人承担等,但是法律并未完全形式化,并未放弃“家庭主义”逻辑:法律判决考虑保护弱者、照顾子女、赡养老人;调解仍然被广泛使用;诉讼当事人在家庭正义观念方面具有一致性,中国的家庭伦理在变化中仍然延续,个人在经济关系方面仍然广泛依附于家庭。总之,中国的法律和社会呈现出的是更为复杂的现实图景,这一复杂现实亦是我们进一步探索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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