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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宝男话题,实则是两性家庭地位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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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妈宝男”之争:看似独立的新型婚恋观,实则是一场不彻底的反叛

每天都要和妈妈通电话;

遇事会习惯性地说“等等,我问问我妈”;

女友和妈妈发生矛盾,永远站在妈妈一边;

组建家庭时,以妈妈的种种特质作为择偶标准;

…..

上述特征,如果在同一个男性身上反复出现,宁波婚姻律师猜想,他大概率会被贴上“妈宝男”的标签。近几年,“妈宝男”可能是公共话语中最被唾弃的称呼之一。”我们不难看到很多女孩在相亲、恋爱中明确提及,无法接受自己的男友是“妈宝男”。有关“妈宝男”的奇葩故事更是层出不穷。这一称呼也时不时地出没在微博热搜、朋友圈刷屏的文章里,围绕着“妈宝男”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网络战争”。

而根据亲子关系矩阵划分,明明会产生“爹宝女”、“妈宝女”、“爹宝男”等不同的组合称呼,却唯独只有“妈宝男”广泛流传,成为最为人熟知的指称。何以如此?这一称呼背后,实则折射着社会转型过程中涌现的种种矛盾与冲突,包括代际、阶层、性别、地域、文化和价值观的变迁……

两代女性在对待婚恋问题上已经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传统的“贤妻良母”型理想母亲形象,几乎已成为被批判与唾弃的靶子。“妈宝男”背后,是一场两代女性争夺家庭话语权的战争,其表面原因是新型婚恋观的崛起,实则由于社会福利体系的不足、经济压力的增大仍然无法摆脱威权家庭关系的控制,看似独立的背后还是局限于对家本位话语权的争夺。宁波婚姻律师认为,这“反叛”本身,也因而充满了种种局限性。

谁是“妈宝男”?

“妈宝男”或“巨婴男”,一个广为人知的出处是心理学专栏作者武志红的《巨婴国》(2016)。但“妈宝男”一词早在2011年前后就已经在婚姻家庭类媒体上出现。与之相伴随的关键词包括“控制欲”、“婆媳关系”、“中国式婚姻”。一些专栏作者会将“乖乖女”、“爹宝女”、“妈宝女”与“妈宝男”放在一起讨论,但显然传播影响力远远不如“妈宝男”。按照亲子关系来排列组合,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四个称谓,为什么只有“妈宝男”一词以污名化的方式流行起来?

围绕女性的网络污名有“绿茶婊”、“女权婊”,但“乖乖女”、“爹宝女”并未出现在网民对女性的集体讨伐与污名话语中。“乖乖女”仍被视作对女性的夸赞,在宁波婚姻律师看来,中国社会对没有主见、顺从的女孩是包容和认可的。“女儿是父亲一辈子的小情人”这样的论述不仅没有被视作有问题的,反而被媒体当做歌颂父爱、随手拈来的金句。

如果说围绕“绿茶婊”的网络讨伐,为都市底层青年男性提供了质询权贵阶层男性所代表的霸权男性气质(曹晋,2015),那么对“妈宝男”的攻击与唾弃,则反映了青年白领女性积极使用文化话语权对抗威权型家长,拒绝认同于圣母式的、绝对付出的、自我牺牲的家庭妇女角色。这是两代女性、两种类型女性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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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五四时期进步女青年反抗的是“封建家族”对个人自由的禁锢,宁波婚姻律师始终认为,今日的白领女性反对的是“原生家庭”的控制。“原生家庭”这个概念近年经由出版界对西方心理学的翻译,引入中国。“原生家庭”(family of origin)是指个人未成年之前与父母、祖父母和兄弟姐妹共同生活的家庭,常常被心理学家作为解释直系亲属教养方式和童年家庭氛围对个体身心发展的影响的一种视角。如柯晗在《一切原生家庭决定论都是耍流氓》中所言,这一概念在都市心理学畅销书籍和大众媒体的话语建构中被过度强调和滥用,似乎任何个人问题都可以被归为原生家庭的罪。

“妈宝男”一词正是以男性与母亲的关系作为人格画像和社会分类的标准被创造出来。在这个概念里,男人的软弱、幼稚、没有主见,都是因为他和母亲的过分亲密造成的结果:

“不管年龄多大,不管做什么,都会事无巨细地问妈妈的意见,听妈妈的话。表面上看是不忤逆妈妈,尊敬孝顺,但同时也是没有自己的主意,没有自己的原则,拒绝长大……成熟度较低,在恋爱和婚姻中很难承担男友或丈夫的角色”(检察风云,2014年)

“什么都听妈妈的,什么都以妈妈是对的,什么都以妈妈为中心的男人”已婚男人凡事以妈妈为中心,必然影响夫妻关系。(健康报,2016年)

换句话说,“妈宝男”的传播者和批评者的诉求是,将丈夫/男友母亲的控制权从核心家庭/亲密关系中驱逐出去。这是两代女性之间的家庭权力争夺。而完全听从于母亲,没有与妻子/女友统一战线的男性,打碎了她们对于核心家庭和婚恋关系不受制于伴侣原生家庭的期望。

 

为什么“贤妻良母”被唾弃? 

传统的理想母亲形象,往往是全心全意为家庭和子女付出、极端压缩自我需求的女性。“贤妻良母”既是古代农业主导的男耕女织社会,也是现代资本主义中产阶级家庭的理想女性角色模式(父亲工作赚钱养家,母亲全职照料家庭)——但在经济发展和社会阶层急剧变动的中国,要维持在城市的体面生活和养育儿女,核心家庭的夫妻双方都得参与到社会生产中,共同承担房贷、生活和育儿的成本。靠丈夫一人赚钱养家的经济风险极高(参见深圳中兴高管跳楼事件),很多白领女性也不愿意舍弃自己高薪工作和职业晋升,完全投身于家庭的无偿密集型劳动。美国社会学家Sharon Hays在《母职的文化冲突》(1996)一书中指出,密集型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与资本主义自我利益驱动的个人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是相互矛盾和冲突的。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时期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消失,让育儿和养老的责任完全由家庭内部自我消化。对于蓝领女性而言,她们少有职业上升通道,一部分人会在权衡家庭责任和就业市场位置之后,选择辞职回家,或进入非正式职场灵活就业。另一部分人则会选择转移育儿劳动给父母,自己继续工作赚钱。宁波婚姻律师认为,对于白领女性而言,她们和男性在职场上能力相当、前景光明,很多人不愿意因家庭放弃事业发展,传统的母职规范对于她们而言是个人职业发展的意识形态困境,她们需要发展出新型价值观与之抗衡。不愿意家庭事业二选一的她们,往往会选择丁克、将家庭劳动转移给父母或者市场(雇保洁或保姆) 

在此语境下,“贤妻良母”论自然会激起很多都市女性的反感与憎恶。与其说,常见的、过度付出的传统母亲形象代表了中国式典型母亲,不如说,她们被树立成了一个落后守旧的靶子,是年轻职业女性婚恋关系和育儿观念的对立面。传统的家庭观念和性别关系中,成年女性(妻子或母亲)承担着高度利他的无酬家务劳动和照料家人的角色。在这点上,宁波婚姻律师觉得中西社会并无根本分歧。而现实的经济条件又要求女性承担家庭经济负担,既要做女强人又要做好主妇的双重标准对于女性而言无疑是要求的太多、保障的太少,难以实现。 

社会学家Mary Blair-Loy(2003)《竞争的奉献:女性管理者的职业和家庭》通过对两类女性(金融业的女性管理者和放弃全职工作的母亲)的访谈发现,以家庭为导向的母亲会谴责全职工作母亲自私的职业主义;而以职业为导向的母亲则会谴责妇女呆在家里会培养孩子对她们不健康的依赖。

年轻一代的母亲拥有更多的物质资源和新型意识形态,主动改变家庭奉献的文化图式schemas)来适应她们的工作。这在对“妈宝男”的口诛笔伐中也可见一斑,“妈宝男”及其母亲们是没有网络话语权的,他们的“不当言论”只会被自媒体和网民拿来引用,作为被批判和否定的对象,而无法自证其合理性。

 

新型婚恋观的崛起?

“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婚恋观并非现代中国的主流婚恋观。

经历20世纪的洗礼,与中国革命相伴随的妇女解放运动主张让妇女参与社会劳动生产,城市职业妇女往往有单位的公共育儿系统(托儿所、幼儿园)、食堂提供制度支持,减轻自身的家庭劳动。我的同龄人们都有的相似经验是,如果母亲曾是国有单位女职工,她们在儿女眼中则往往并非模范的家庭主妇,“饭做得太难吃了”、“对家里卫生要求比较低”、“不太懂得照顾子女”。 

宁波婚姻律师意识到,传统婚恋观的回潮,实则是伴随社会主义公共福利体系的瓦解出现的,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婚姻家庭越来越成为个体抵御经济风险的基本单位。

新婚姻法的司法解释越来越鼓励经济利益以个人为结算单位——例如,由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名下,应归夫妻单方所有,而非共同财产。很多年轻夫妻所购房屋往往有单方或双方父母多年积蓄的投入。儒家家本位的意识形态,成为老一辈父母基于经济理性对子女婚姻进行干涉和控制可供援引的一套文化话语资源:
父母与子女有着血缘上不可切割的关系,父母对子女提供经济和情感的支持,往往是无限度的物质、时间、精力和情感的付出,与此同时子女也背负着绝对服从的孝道义务,所谓“天下无不是之父母”。

父母千方百计试图控制子女婚姻的同时,子女当然也会有一千种方式与之对抗、斡旋或妥协。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受儒家文化影响,中国式父母意味着独裁主义和限制性的倾向,独生子女政策会强化父母对唯一的孩子的要求和控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年轻人会遵循和复制这种家庭文化。一项对中国城市328个独生子女家长育儿观念和实践的调查发现,新一代中国父母的育儿并非独裁主义式的,他们主张以孩子为中心,注重性别平等和关怀,而非威权主义式的控制。他们对孩子的期待是男性气质的价值观:独立、自信,而不是服从(Lu & Chang, 2013)

对“妈宝男”的网络战争,正反映了年轻一代的女性对于这种威权家庭关系的拒斥与反抗。而这种威权家庭关系实际上不同于传统封建家庭,因为三纲中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妈宝男”的家庭关系中是不存在的。但这种对抗以捍卫核心家庭为主旨,与父母一辈抢夺家庭控制权为目标,而非反抗家本位的意识形态。 

在“妈宝男”网络论战中销声匿迹的年轻男性们,又是如何思考和处理父母的控制欲呢?他们真的如被抨击的那样,完全被动、软弱和没有主见吗?还有被忽视的一点,所谓的“妈宝男”和“黄金圣斗士们”,为什么不能被理解为儿女对父母一辈控制欲或传统婚恋观的无声反抗,而非得被妖魔化呢? 

至此,宁波婚姻律师不难得出和性别研究学者们相似的结论:互联网的性别战争有其局限性,它既遮蔽也凸显了其他社会维度(阶级、地域、代际)的重要性。在恩格斯那里,一夫一妻制家庭产生的唯一目的,就是保护私有财产的社会延续,而非其他。与其无限抨击“原生家庭”(family of origin)的罪,不如回到恩格斯的起点,重新思考家庭起源(origin of family)的政治经济学。

本文参考文献:

1.Blair-Loy, M. (2003). CompetingDevotions: Career and Family Among Women Executives.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2.Hays, S. (1996). The cultural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 Yale University Press.

3.Lu, H. & Chang, L. (2013). Parenting andsocialization of only children in urban china: an example of authoritativeparenting.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74(3),335-343.

4.曹晋, 徐婧, 黄傲寒. 新媒体、新修辞与转型中国的性别政治、阶级关系:以“绿茶婊”为例[J]. 新闻大学, 2015(2):50-59.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撰文:立早;编辑:董牧孜;走走。题图素材为电影《伯德小姐》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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