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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上海市妇联公布了一份《改革开放40年上海女性发展调研报告》，报告显示女性初婚年龄大幅提高，已经从2015年的28.5岁一跃超过30岁。出人意料的是，据上海社会科学院数据表明，上海男女不婚比例在国内并不算高，低于北京、天津、重庆等城市，总体婚姻状况偏向于传统。这种高婚育年龄-低不婚率的反差，使得社会对上海女性婚嫁难题越发焦虑。
尽管30岁的初婚年龄放在国际一线城市属于中等水平，但考虑中国保守婚恋的国情，张月红律师认为有必要从纵向历史去看待初婚年龄是30岁的女性在婚恋较为自由的唐代是什么水平，当然只是客观引用一些数据，不掺杂任何个人价值审判，只是提供一个视角。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男女嫁娶是婚姻家庭的重要内容。从人口角度来看，初婚年龄对于考察人口的繁衍、家庭人口、家庭结构都具有重要意义。在初婚年龄研究中，由于男子存在多娶及其他的不确定因素，女性初婚年龄与人口生育及其密度直接相关，所以，研究女性的初婚年龄比男性更具有实际意义。
婚姻乃人伦大事，自古以来，礼制对婚龄有明确规定，唐初男女的结婚年龄就是依据礼制而定，《礼记·内则》云：男子“二十而冠，始学礼……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即男子三十、女子二十方可婚嫁，但是，这一规定似乎是理想化的产物，与历代的事实婚龄有一定距离。
《女史箴图（局部）》
唐初期政令女性最低婚龄15岁
唐代社会对适婚年龄的理解可以参见政治学家、史学家杜佑写的《男女婚嫁年几议》，他条引孔子语： “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认为男子二十岁既冠、女子十五岁既笄，就是当时礼制认可的婚嫁下限。
所以，唐太宗年间初次确定男女婚配年龄时，就按照这一标准执行， 《唐会要》卷83《婚嫁》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二月诏日：“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并须申以婚媾”。
从这个时期民间实态的婚配状况来看，女性初婚年龄与诏令规定基本一致，女性初婚年龄在笄年（通常在十五）至二十岁之间，尤其笄年是一个标志性的年龄。
如《旧唐书·列女传·樊会仁母敬氏传》所载列女敬氏，生活于唐代初年，十五岁出嫁。再如永徽二年(651年) 邳国夫人段氏十八岁时出嫁，不仅太宗朝许多家庭按照这一婚龄安排嫁娶，此后的唐高宗、武则天，以至唐玄宗开元年间也是如此，如韦夫人胡氏(647-725)，也是十五岁之后出嫁，再如《丰王府户曹陇西李府君夫人王氏(698-748)，十七岁出嫁。
但是，并非所有家庭都执行朝廷的婚龄规定，有些家庭与此不同，其中包括皇家公主和低级官员家庭，早婚的实例，将仕郎王夫人姬氏(622-655)：姬氏十一岁就嫁为人妇，属于典型的早婚，故墓志亦称“早适”；还有长乐公主(621-643)，出嫁时才13岁，还没到笄年。
超过笄年的实例，如宣州刺史上柱国西平县开国公李夫人刘氏(616-670)， 二十一岁才嫁入夫家。甚至还有三十多岁初嫁的女性，如太子典设郎郑夫人崔氏(689-755)， 36岁初嫁，属于真正的晚婚，在当时已属于极不正常。
但是，从整体来看，低于或超过规定婚龄的女性，并非占主要比例，只见于少数家庭。
皇家女也被“剩”？十一个县主同月出嫁
到了唐玄宗，边疆征战频仍，赋役加重，劳动力欠缺，国家对人口需求不断增加，于是，婚龄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有所降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二月，唐玄宗敕令： “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事实上，由于现实的需要，男女初婚年龄可远远低于礼制规定的标准之下，这种状况在百姓的实际婚配中也有所体现。如贞元六年(790年) 三司试太常卿秦夫人孟氏十岁出嫁，又如太常少卿清河崔夫人郑氏( 766-813)出嫁，年仅十一岁。虽然她们当时初婚年龄均在十五岁之下，但符合诏令的规定，反映了国家安定对婚龄及人口增殖的影响。
尤其是在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对战乱波及地区的婚嫁年龄影响很大，尤其很大程度延迟了当时女性的初婚年龄，出现一些大龄出嫁或待嫁的妇女。如杜甫大历年间在夔州所见“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堪咨嗟……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看来这些女性终身不得嫁了。
战争乱离对当时达官显贵的家庭婚嫁的影响也不小，墓志能为我们提供这方面的信息，如《皇堂姑博平郡主墓志》中的博平郡主(732-780)，她及笄待嫁之时，适逢“安史之乱”，婚配只好推迟至战乱渐息的肃宗乾元三年(760年)，这时她已经将近30岁了，成为真正的大龄青年。
其实，不仅仅博平郡主如此，战乱破坏了皇宫中正常的生活，专为皇亲设置的礼会院废弃不用，不少的皇族子弟也不能以时嫁娶，前后达十余年之久，一直到唐德宗即位，朝廷才有空管这事，结果出现了公主、郡主、县主在同一年同一个月接二连三出嫁的趣闻。
“凡皇族子弟，皆散弃无位，或流落他县，湮沉不齿录，无异匹庶。即德宗即位，以时婚嫁”，岳阳、信宁、宜芳等十一个县主在同一年同一个月出嫁。但是，她们出嫁时年方几何呢？据张律师查阅，她们的确切年龄已经无从知晓，不过，其中应该有像博平郡主一样的大龄剩女。
寒门女性贫贱难嫁，三十岁结婚仅占1.62%
在唐德宗之后，男女婚嫁趋于正常，朝廷再也没有出台相关婚龄规定，女性出嫁年龄大致恢复为笄年之后至二十岁之间。根据该时期出土的墓志铭，女性出生、出嫁于不同时期，但她们的初婚年龄在15至20岁之间占绝大多数，而20岁以上的就很少，这也间接说明了唐代中后期女性的初婚婚龄一般在这个时间段。
唐代中后期妇女晚婚也依然存在，而且由多种因素形成，有因战乱而婚嫁晚迟，如白居易有一个写战乱之苦的诗： “近代多乱离，婚姻多过期。嫁娶既不早，生育常苦迟”，有因家庭窘迫而晚婚，如贫苦的百姓家庭因无嫁妆或为了交纳赋税，致使女儿长期滞留，如元稹在《织妇词》所言，“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桃纹嫁不得”，再如《寒女行》： “寒女命自薄，生来多微贱。家贫人不聘，一身无所归”。
不仅普通百姓家庭，有些家境拮据的低级士宦家庭亦然，如《唐故右监门卫胄曹参军故夫人京兆韦氏墓铭》中有一名女性韦氏(798-824)，在韦氏的本家，身为监察御史的兄长要抚养包括依养的外甥、未出嫁的妹妹韦氏在内的全家人，应该说家庭窘迫，所以，韦氏出嫁时已是二十五岁。有因经常随家奔波而婚嫁推迟。如《唐故陇西李氏十七娘墓志铭》中的十七娘(834-857)， “自汝襁褓，迨至成长，廿年间，吾南北宦游，绵历万里，辛勤道路，羁苦两京”，意思是十七娘的父亲带着一家老小奔波宦游，家境不佳，又没空管子女的婚娶，致使女儿年近三十还待字闺中。
历史学家张国刚先生将《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两书提供的女性婚嫁数字进行全面统计，得到247例可用样本，经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唐代女子出嫁的年龄表现出如下分组特征：以18岁为最多(37例)，占247例总样本的14.98%，15～19岁为大多数唐朝妇女心中的最佳婚龄，在这个年龄段婚嫁者有6146人，占统计人数的59.11%。其次的结婚年龄在13-14岁年龄组．(33例)和20—22岁年龄组(35例)，各占总统计人数的13.36%和14.17%。这样，13—22岁结婚的妇女(214例)占了所有样本的86.64%以上。唐朝人心目中的早婚年龄是11—12岁，超过23岁结婚的女子被认为是晚婚。其中尤其30岁以上结婚为罕见，仅占总统计人口的1.62%左右。
建国后的初婚年龄一度被《婚姻法》“惊吓”
其实直到民国、建国初期为止，女性初婚年龄也是和唐朝一样大体维系在15-20岁，从民国时期各地地方法院婚姻案卷统计：当时法定婚龄为女16岁、男18岁，而实际上10～15岁结婚的并非少数，女性初婚低于16岁的约占成婚妇女的28％。
据《民国33年(1944年)省会警察局户口统计报告表》：全年登记在册的结婚男女中，未满18岁的女性占45.57％；18～34岁的女性占总人数的50％；36～45岁女性占总人数的4.4％；46岁以上基本视为再婚，不考虑其婚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男女两性的初婚年龄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逐年攀升（如下图）。
1950年，国家在宣传婚姻制度时强调废除早婚，规定法定最低婚龄为女18岁、男20岁，各地城市开始提倡晚婚。1949年，我国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为19.7岁，1959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1岁。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举国上下号召晚婚晚育，女性初婚年龄大幅度提高。1977年和1980年，分别为25.1岁和25.3岁，之后有一个回势。
张律师是这么理解的：晚婚现象在70年代末期较为普遍，早婚现象在80年代中后期有所增加，其原因在于1980年9月10日《婚姻法》颁布后，第二章第五条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导致整体婚姻年龄的提前。
适婚人群从1970年的早婚型向1979年的晚婚型转变，故在70年代出现一定程度的女性初婚年龄上升，即“婚姻堆积”现象，而在80年代期间，再从晚婚又回归于早婚。特别是1981年婚姻法规定法定结婚年龄延迟后，处于之前合法婚龄的人口出现大蜇堆积，男女之间的性别比例失衡，导致男性“初婚拥挤”的现象。在80年代末期，整体婚姻状况进入较为稳定的自然增长模式阶段。
非常有意思的是，张律师也发现1980年9月10日颁布的第一个版本《新婚姻法》对平均初婚年龄也有显而易见的影响，根据1980年和1981年分月份的男女平均初婚年龄上看，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下降最快的是新婚姻法颁布后的最初几个月。1980年9月10日新婚姻法公布之后，平均初婚年龄就紧接着下降。1980年10月，男性平均初婚年龄比上月下降了0.4544岁，女性下降了0.4755岁。当月的初婚人数也比前几个月有大幅度的增加；11月，男性平均初婚年龄比上月更下降了0.493岁，女性下降了0.625岁。在一个月之内发生如此大幅度的下降，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这说明各地普遍存在抢时间去结婚的热潮，即男女双方在年龄不够法律规定却已经确定缔结婚约，因为担心无法注册登记，因而要抢在《婚姻法》刚刚公布，尚未完全落实和严格实施的情况下尽快结婚。
